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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无形”， 出自老子《道德经》， “道”到达至高至极的境界时， 有形化无形， 越是大的气度， 越是包容万物。
就如这组照片，一位清瘦、头发花白的花甲老人在细雨中写生，他的夫人在背后为他撑伞……这两人便是一代画坛巨匠吴冠中先生与他的夫人朱碧琴女士，这张照片也感动了无数人。
与笔墨痴缠了一生的吴冠中，用“笔墨等于零”归纳他心中的画艺，画中万象，于他皆是“大象无形”。
在这个愈来愈喧嚣的尘世中，能坚守的艺术家已经不多，能成为大师的艺术家更是凤毛鳞角。
吴冠中先生曾说，“我一生只看重三个人：鲁迅、梵高和妻子。鲁迅给我方向给我精神，梵高给我性格给我独特，而妻子则成全我一生的梦想，平凡，善良，美”。
吴冠中，1919年出生在江苏宜兴，起初他学工科，因一次机缘，他参观了当时由画家林风眠主持的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吴冠中立即被那种五彩缤纷的美迷住了，他骨子中的艺术细胞也被全部激发出来。
“我喜欢画画”——1936年，吴冠中17岁，毅然说出了这句话。在朱德群的建议下，这位少年转而改考杭州艺专，当时看来也许像一时冲动，然而他却用七十余年，将这“喜欢”演绎成了“热爱”。 他说：“我最最担心的就是父母的悲伤，然而悲伤竟挽回不了被美诱惑的儿子，一向听话而且功课优良的儿子突然变成了浪子。”
而后经历过抗战、文革、留学、归来，在讲台上执过教，也在农村做过“粪框画家”。管他命途多舛与否，吴冠中的画艺生涯都在一刻不停地向前。 唯一踟蹰的时期，是他到达西方文化与东方传统的十字路口时。他早年师从林风眠与潘天寿等大师，接受中国式的文化修养与艺术熏陶，而后在巴黎的三年留学生活，则将他领进一个完全陌生的西方美学天地。
当时欧洲人对中国人民族歧视很厉害，作为艺术家要真诚，那么屈辱地生活下去，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候吴冠中受到梵高的影响，梵高写给兄弟的书信，他叫他的兄弟回到故乡：你不要在巴黎了，你是麦子，必须要种到麦田里你才能成长。这给了吴冠中很深的触动，他觉得自己也是麦子，必须回到麦田里去。
在归国的航船上，他开始迫不及待地开始构思能震撼国人的作品，他想起江苏宜兴老家的渡船。 他说：“每到渡船的时候，所有农民的苦难都集中在渡船上了，老头、妇女、买东西的小孩，一个渡船满满的。这个渡船所有的肖像，一个时代人的肖像都在上面了。所以渡船画好了的话，那一个时代都融进去了。我在法国的时候，有个老师，他跟我讲艺术有两路，小路艺术娱人耳目，大路艺术震撼人心，因此我觉得我要走大路艺术。震撼心灵正是鲁迅的道路，所以我回来就是想搞那些震撼心灵的，那些贫穷的东西震撼心灵。”
回国后，吴冠中经人推荐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当时的院长是徐悲鸿。那个时候，为政治服务的写实主义正是中国画界的主流。吴冠中“横站”在东西之间，两面受敌，格外吃力。
接着，吴冠中又遇上了文艺整风运动，他被批成了“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堡垒”，从法国学来的人物画更是被批判为“丑化工农兵”。
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吴冠中被迫开始转而尝试风景画。 当时几乎没有人画风景，认为不能为政治服务。但吴冠中不管，他要探寻自己艺术的独木桥，这却成为他后来一生的艺术道路。
文艺整风运动期间，他被下放到石家庄李村，从早到晚地都是劳务，连一点绘画的时间都没有。后来偶有休息日允许作画，他便不顾疲惫的身子，背上粪筐，装上马粪纸压制的小黑板，刷上一层胶，一头扎进了村间写生。累了就忍忍，饿了就嚼窝窝头，从不觉得辛苦。
后来，吴冠中的农村油画，就此诞生，红高粱、玉米、丝瓜、棉花、野菊……一系列农务都搬上了画纸，人们还笑称他为“粪筐画家”。 而对于这段粪筐创作的日子时，吴冠中却相当珍视：“我珍视自己在粪筐里的画、在黑板上的作品，那种气质、气氛，是巴黎市中大师们所没有的，它只能诞生于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之中。”
他说，从艺以来，如猎人生涯，深山追虎豹，弯弓射大雕，搜尽奇峰打草稿。不获猎物则如丧家之犬，心魂失尽依托。在猎取中，亦即创造中，耗尽生命。便是他对自己作画的评价，吴冠中的精神正可用他后来的一本书名来概括：“要艺术不要命”。
比如，有一次在贵州的一个村庄进行野外写生，那个地方人养猪、厕所都在一起，苍蝇满处飞。他就坐在那里埋头画画，一旁的小孩对他画画不感兴趣，就数他背上的苍蝇，不想一数就是81个。 还有，比方到井冈山，要画主峰，很高。画完后他将能滚下去的东西，一一扔了下去，为了保护画，他双手捧着油画，不敢拿不敢抱，一点一点从山上滑去下，裤子都磨破了。令人吃惊的是，在他的每张画里都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1960年，他不顾生命危险，将西藏雪域高原的圣洁、神秘呈现在了画布上。吴冠中渐渐步入人们的视野。然而，因为长年的劳作，加上作画的不规律，1964年吴冠中染上严重的肝炎，久治不愈，每天没有食欲也无法作画，他几乎想以自杀了结人生的苦难。
直到有一天，吴冠中听说，他留学巴黎时的老同学已经成了名画家，回国观光时作为上宾被周总理接见。这个消息，给病中的他一个大大的打击，同时也激起他的雄心和不甘。他不管不顾家人的反对，索性从床上爬起来任性地不停画画。他坚持工作，说自己就是死，也要死在画架前！吴冠中这种不顾身体的工作方式，让家人很揪心，但吴冠中就像是疯了一样，只顾着作画。
也许老天爷看他太过认真，给了他一个大大的奇迹。吴冠中的健康，居然在忘我的作画中一天天恢复，医生都治不好的肝炎败给了他的疯狂。
好景不长，紧接着，文革爆发，1967年到1969年，他的生平变成了一句话：“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接受批判，学习毛著，劳动、检查”，连续三年，一个字都没变。
这时，吴冠中也失去了创作表达的自由，还被抄家，连生命都遭到了威胁。为了保命和生计，他放弃了一些题材的创作，搞过翻译，也曾遭过无数次退稿，其创作也朝着更为稳妥的风景画转变。 就这样，他的风景画艺却日渐高超，寥寥数笔，神韵毕现，黑白点缀的色彩，让画面如此灵动，每一幅画，都可以看出他的心境：淡泊，宁静，自然，对生活的深沉的爱。尤其他画中的树，不仅千变万化，而且栩栩如生，简直画活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后，随着画展在各地的举办，吴冠中成为海内外藏家追捧的画家。1989年，他的墨彩《高昌遗址》以187万港元开创中国国画在世画家国际画价的最高纪录。
此后，他的《交河故城》（255万港元）、《长江万里图》（3795万元人民币）等又一次次刷新纪录。2009年，李瑞环珍藏的《北国风光》以3024万元成交，所得归天津桑梓助学基金。巨大的成功之下，吴冠中却又开始反思绘画的局限性。
他说：“齐白石利用花鸟草虫创造了独特的美，提高了社会的审美功能，但这比之鲁迅的社会功能，其分量就有太大的差异了。我晚年感到自己步了绘画大师们的后尘，有违年轻时想步鲁迅后尘的初衷，并感到美术的能量不如文学。一百个齐白石不如一个鲁迅对社会的作用大。” 身价倍增的吴冠中，生活中依旧大道至简，晚年的他住在一百多平米的简装房里，在这个被吴先生称作“下蛋的窝儿”的家里，有个不足五平的袖珍书房。除了靠墙两个装满画册和书籍的铁架子，就是临窗一张比课桌略大的书桌和一张椅子，椅子拉开就几乎顶到了书架。
家里也没挂什么名家墨宝，只有迎门的墙上挂了一幅西方画家梵高的油画织成的挂毯铭志，与现今有些艺术家的“豪宅”相比，吴冠中的家简直就是陋室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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