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看西方绘画——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审美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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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4月,长沙迎来了两位世界级大师的真迹展览。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湖南省美术家协会、湖南快乐文化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俄罗斯民族艺术馆等承办的“毕加索 达利艺术真迹展”在纸本艺术馆与观众见面。 具有实质意 ...
        4月,长沙迎来了两位世界级大师的真迹展览。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湖南省美术家协会、湖南快乐文化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俄罗斯民族艺术馆等承办的“毕加索 达利艺术真迹展”在纸本艺术馆与观众见面。

       具有实质意义的交流——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展览。此展简洁的开幕式和平静的会场,没有往日人头攒动与熙熙攘攘,虽然让有些人不太习惯,但更多的人感激组织者务实的姿态。展览共展出毕加索、达利各类作品240余件(幅)。

      虽然小幅作品居多,但对于很少有机会了解西方大师作品的人们来说确实大饱眼福。观众细心地在每幅作品前停留,充分显示注重不同国家与地域文化交流的实际意义。

       文化差异的审视——大部分观众慕名而至,客观上对许多作品似懂非懂、感觉迷惑。明显呈现出不同文化传统形成的审美差异。虽然自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艺术不断被介绍到我国,但从实际上还缺乏对西方艺术本质意义的理解,在审美的价值判断上存在距离。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寓教于乐;文以载道的理论影响至今;在直面作品时,会对真、善、美的理论做出相应的延伸。

       魏时曹植认为绘画的功能“知存乎鉴戒者”;唐代张彦远更加明确地认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明代董其昌(以杜东原口气)概括为“足以启人之高志,发人之浩气”。

        古往今来,人们习惯以“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等理论来审视美术作品,展品的观赏反映出——习惯于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人,在欣赏西方现代艺术作品时无法回避的审美课题。

        观展后的联想——观看此展后笔者有三点联想。

       一是对毕加索和达利这两位大师所处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认识。

        展览介绍中提出“毕加索是现代艺术创始人,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然而,普通国人对现代艺术的概念模糊,经常会以“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等较单一的表现形式概而论之。

        周积寅先生在《中国历代画论》(对张大千画语录所作注释)中,阐述现代艺术的涵义“是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特有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资产阶级各种美术流派和思潮的总和……把艺术引向惟形式因素的极端境地。

        但它的产生……具有现代性,其意义在于它是创造性思维的体现”。从这个角度切入对毕加索和达利作品的分析,能更直接地解读其中的奥秘。

        二是如何理解毕加索?

        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他与马蒂斯等一大批现代派西方画家都在被抵制、批判之列。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敞开,人们逐渐静下心来分析现代派艺术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尽管如今对毕加索还有褒贬之争,但以下三个方面仍然给予我们启示:

         一是他对艺术的极其勤奋。一生共创作了8万多件作品。他于1973年10月8日上午11时去世的前一天的晚上仍然工作到凌晨三点。美国评论家多尔-阿西顿认为毕加索的“多产给整个20世纪艺术的发展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标志”。

          二是他具有良知和敢于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当格尔尼卡遭受轰炸后,毕加索愤慨地完成了《格尔尼卡》这件27平方米的壁画,抗议德国法西斯暴行;后来他还创作了《藏骸所》与《和平鸽》等作品。

         毕加索认为“绘画不是为了装饰房间,它是战斗的工具……”,应该为他点赞!

         三是艺术家毕加索不愿虚泛地罩在光环之下。他不承认自己是超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抽象艺术是没有的,由于它的起始,总得有所凭依,然后才能抛开现实的外表”。此次真迹展中毕加索的一些作品,可以看作这些观点的部分诠释。

        三是如何解析达利的创作?

       1952年5月,达利在日记中表示对当时画界反对他“画粪便、生殖器与屁股” 的抱怨,决心“把实验进行到底”。但此次真迹展览让中国观众对以前认为他怪诞、诡异的印象有所纠正。

       达利比毕加索更信奉弗洛伊德潜意识和梦境理论,宣称他的“艺术来源于幻觉,作画则陷入疯狂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真迹展中达利有8件版画作品是根据毛泽东诗词内容创作的。对于一位与中国社会与文化环境完全不同的西班牙艺术家来说,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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