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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卡塞尔又变得热闹非凡。从火车站一出来就看到排队的人群等待着从一个集装箱似的入口通往地下的文化火车站(KulturBahnhof)，走在路上也满是手持文献展观展地图的游客。沿着中央台阶向下，弗里德里希广场(Friedrichplatz)上巨型《书的帕特农神庙》(The Parthenon of Books)已经占据了大半的草坪，售票处、艺术品商店、书店也以临时搭建的形式，像长方形的白色塑料积木散布在巨型神庙周边。饭店、咖啡馆里里外外坐满了人。马路上熙攘人群的间隙，也被临时赶来的街头表演者所占领。草坪边上，露天酒吧准备了几排躺椅，也有游客懒洋洋地躺在上面，享受着德国的啤酒香肠和眼前的“景观”。 文献展作为卡塞尔和德国的文化产品，用它的品牌效应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游客，五年一次给这个城市的经济注入一剂强心剂，也给这个城市画上另一种妆容，生机勃勃、充满活力。那么，在这场盛大的当代艺术嘉年华之后，当帕特农神庙被拆走、弗里德里希广场又留下一地泥泞和往日的萧索之时，文献展到底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除了照片和各种纪念品，来到这座城市的近九十万公众又从这里带了什么回去呢? 策展人Adam Szymczyk想要举办一届不同以往的文献展，不止于卡塞尔，也不止于百日。他希望将文献展转化成一场持续发酵的社会实验，不仅限于美学，并同时涉及当下社会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这也并不令人十分意外，我们正陷于一场深重而持久的危机之中，恐怖主义袭击在欧洲各大城市此起彼伏，战乱后不断涌入欧洲难以安置的难民潮，金融危机日久深长的后遗症正在吞噬那些南欧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年轻人的未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商品经济的逻辑，通过技术、资本、贸易、市场的链条在全球蔓延，带来的不仅仅表面数字化的高速增长，随之而来的还有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失衡所导致的恐怖主义、金融危机、难民危机，某种程度上，正是全球化这条Ouroboros巨蛇的反噬。我们从一个“鼓吹”全球化的媒体时代，进入了一个全面反思全球化的时代。 而文献展或者当代艺术，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就脱离了所谓的经典“白立方”空间的思维模式，进入了更广阔的社会剧场。从Marcel Duchamp打破生活和艺术的边界、Joseph Beuys积极将艺术演变成一种塑造社会机制的行动以来，当代艺术的道场早已成为了思想革命和社会介入的容器，以更直接地方式映照着所处的当代社会。 正如狄更斯的那个经典开头，我们生活在“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每个时代的人都生活在每个时代的恐惧和表面光鲜里。雅典，这个欧洲文明和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如今却成了深陷多重危机的符号性城市。Adam Szymczyk将雅典作为今年和卡塞尔同等重要的平行展区，似乎意图上演一场我们这个时代的“双城记”。 弗里德利希阿努门博物馆(Fridericianum)作为往届文献展的主要场馆，今年让位给来自雅典国家当代美术馆(EMST)的大批馆藏作品，展示出“雅典作为另一个主办城市”与卡塞尔同等重要的地位。雅典与卡塞尔，南方与北方，在Adam Szymczyk的策展理念里，成为一种象征性的两极，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权力资本、战争机器、父权思想、后殖M时代社会结构的两极。早在一年前的9月份，雅典就展开了一系列《身体议会》(Das Parliament des K rpers)活动，旨在反思现代民主制度的症结，希望通过这些自治艺术团体在不同微观领域的实验和行动让主流文化中存在的问题有所瓦解松动;文献展团队也与创建于2012年的雅典当代艺术杂志《南方》(South)合作，策划了4期主题分别为驱逐与没收(Vertreibung und Enteignung)、无声与面具(Stille und Masken)、语言或饥饿(Sprache oder Hunger)，暴力与祭品(Gewalt und Opfer)的文献展特刊《南方，作为一种思维状态》(South as a State of Mind)。无疑，位于南方的雅典，以及她所象征的处于社会结构中的弱势和边缘、缺乏发声和表达渠道的社群才是此次文献展双幕剧的焦点舞台。 不免会有人批评策展人野心太大，命题太过宏大，展品太过政治化而缺乏感官性，抑或是认为这种双重舞台的设置是符号化的刻意对立，只是实现策展人宏大构想的表演性舞台，也有人揶揄Adam Szymczyk的“向雅典学习”是一种大胆的言论。 其实早在1997年Catherine David策划的第十届文献展就在寻求一种全球性的对话视野和对自身文化、历史的反思;2002年她的继任者Okwui Enwezor在四大洲的五个平台城市铺展了反思西方民主制度、殖民史的跨学科主题活动和讨论;2007年Roger M. Buergel和Ruth Noack试图联结不同地域和历史时期的文化边界，并在艺术教育和文化传播方面进行了诸多试验，比如联合全球90家文化艺术媒体的杂志项目以及由40名卡塞尔当地居民组成的市民顾问团等，对全球艺术网络的连接、对本地化视角的深入挖掘作出推动;2012年Carolyn Christov-Bakargieu所主导的文献展在饱受战争创伤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办了一定规模的平行展览，提倡艺术的疗愈与重建功能。如此看来，本届文献展，无论是从策展理念、展览形态或公共艺术教育等多方面，正是在这前几届文献展的文化基因下所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面貌，是一种自然的延续和生长，也为当下时势所造就。 回到具体的展陈现场，本届文献展并没有线性的线索和明确的主题场所划分，对历史的回望和对当下的反思以一种整体散乱、偶尔聚焦的状态散布在大大小小的展馆，就像现实一样混沌、杂乱，需要人们自己找出各自的线索。各种当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不同形态和表达方式的作品：暴力和战争带来的创伤和恐惧;难民/移民的迁徙与生存问题;对殖民及后殖民的批判;对商品经济逻辑和全球化的反思;对社会权力结构的质问;对父权社会中女性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对少数族群政治诉求和文化存续的担忧;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等等。文献展“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当下社会和近代史的一种“文献性”展示，只是它并不是学术性、系统性的知识考古和分类。它将诸多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并置，形成一个小径分叉的视觉迷宫。笔者想要在这里分享自己在这片视觉迷宫游走时，渐渐在脑中形成的一条观看现实的路径。
Miriam Cahn, KOENNTEICHSEIN, 2015-2017, installation view, documenta Halle,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Roman M rz
Miriam Cahn, KOENNTEICHSEIN, 2015-2017, installation view, documenta Halle,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Jiechen Wang 暴力、战争、创伤与恐惧充斥着整个文献展。Miriam Cahn的碳笔和粉笔画占据了文献展厅(documenta Halle)一整个房间的空间。画面中的人物有着模糊而粗粝的轮廓，刺目的性器官，受伤的身体，紧握的拳头，凶狠、恐惧或空洞的眼神，或是一些怪诞的东西，血管分叉的根茎、紧盯着你的鸟头，像一个悬空的梦，难以直视、迫切想逃离的一场噩梦，遥远却又灼目。Miriam Cahn的线条和色彩令观者不得不与身处暴力和恐惧中的人感同身受。波兰画家Andrzej Wróblewski的《超现实主义处决》(Surrealistische Exekution)系列在新美术馆(Neue Galerie)底层展出，其中一幅描绘了一排背墙而立的待处决者，墙上人影的肢体错置、变形。生与死的一个超现实瞬间，蓝、绿、灰、黑四色组成的阴沉色调，再现了二战时笼罩欧洲的死亡阴影。而在Neue Galerie的二楼，同一个艺术家的两组纸本漫画作品却是用一种戏虐嘲讽的口吻讲述着两个不同国家的民众在两种特殊时期的处境，一组是借荷兰洪灾营救时对不同阶层的区别对待而对其社会经济现状的嘲讽，一组则描绘了1953年听闻斯大林去世消息时波兰街头民众的百态。Erna Rosenstein和父母在逃离犹太集中营的路上被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所出卖，最后只有艺术家幸免于难，大屠杀和二战这段经历的创伤回忆反复出现在她的创作中。
Andrzej Wróblewski, Surrealist Execution (Execution VIII) (1949), Oil on canvas, 129 × 198 cm, Muzeum Narodowe w Warszawie, installation view, Neue Galerie,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Jiechen Wang
Andrzej Wróblewski, Mournig News I-VI, 1953, Oil on canvas, ink on paper, private collection/Andrzej Wróblewski Foundation, installation view, Neue Galerie,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Mathias V lzke
Erna Rosenstein, installation view, Neue Galerie,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Mathias V lzke
Bonita Ely, Interior Decoration: Memento Mori, 2013-2017, installation view, Palais Bellevue,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Haupt &Binder
Bonita Ely, Interior Decoration: Memento Mori, 2013-2017, installation view, Palais Bellevue, Kassel, documenta 14, VG Bild-Kunst, Bonn 2017, photo: Liz Eve Bonita Ely把美景宫(Palais Bellevue)入口处的房间布置成了一个战场——《内部装饰：勿忘人终有一死》(Interior Decoration: Memento Mori)，提醒人们战争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代际影响：父母老式木质家具拼装成的微型战壕;母亲缝纫机改装成的机关枪;床垫和床架做成的瞭望台;四周的墙壁贴了一圈战争纪念活动上老兵和家人的合影。往里走的小房间里，放映着Mary Zygouri的录像《The Round-up Project: Kokkinia 1979—Kokkinia 2017 M.Z. M.K.》，记录了艺术家对希腊Kokkinia地区军事封锁(Blockade of Kokkinia，1944年德国纳粹镇压了当地共产主义的反抗活动，处决了几百人，并将更多的人送往集中营)这一历史事件的调查，她邀请当地的学生和居民参与工作坊和公共行为表演，再现了当时的场景，试图使这个曾经被禁止传播的、当地人记忆中逐渐边缘化的微观历史再次浮现。在同一层的展厅里呈现的还有Regina José Galindo的录像《阴影》(La Sombra)，艺术家本人作为镜头里的表演者，被身后豹式坦克追赶着不断奔跑、逃命。当她面向镜头时，人们清楚地看到她脸上真实的恐惧感。“We cannot escape the horror / Follow us / It is our shadow.”德国是全球前五大武器制造国，尽管德国对向战争国家出口军火有严格的法律管制，但并不能阻碍市场的资本力量。讽刺的是，卡塞尔这个安置了许多叙利亚难民的城市，同时也是德国最大的坦克和弹药厂的所在地。
Mary Zygouri, The Round-up Project: Kokkinia 1979-Kokkinia 2017 M.Z. M.K. , 2017, installation view, Palais Bellevue,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Daniel Wimmer
Regina José Galindo, La sombra (The shadow), 2017, video, installation view, Palais Bellevue,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Daniel Wimmer
Hans Haacke, Wir (alle) sind das Volk - We (all) are the People, 2003/2017, five banners, installation view, Friedrichsplatz, Kassel, documenta 14, VG Bild-
Kunst, Bonn 2017, photo: Mathias V lzkeOlu Oguibe, Das Fremdlinge und Flüchtlinge Monument (Monument for strangers and refugees),2017, concrete, K nigsplatz,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Michael Nast 我们可以在弗里德里希广场上看到Hans Haacke悬挂在古典主义雕塑柱廊间大尺幅的标语，每条都用12种语言写着“Wir (alle) sind das Volk / We (all) are the People” ;在不远处的市中心K nigsplatz伫立着Olu Oguibe制作的《异乡人与避难者的纪念碑》(Monument for strangers and refugees)，方尖碑的四面分别用四种语言写着“I was a stranger and you took me in.” 在公共空间的这两件作品，对于当下愈演愈烈的欧洲难民潮问题，的确是很好的期冀，对涌入者和当地人之间的一种善意调解。然而，现实可能会像Roee Rosen的荒诞“轻歌剧”《灰尘频道》(The Dust Channel)所嘲讽的那样，人们恐惧涌入的难民和他者就像恐惧溜进家里的灰尘。Bill Viola为2004年雅典奥运会创作的录像作品《救生筏》(The Raft)，无疑在当下的语境里更充满了警示意味——冷漠还是选择互相支持。
Roee Rosen, The Dust Channel (2016), digital video, color, sound, 23 min.
Roee Rosen, The Dust Channel, 2016, digital video, installation view, Palais Bellevue,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Daniel Wimmer
Bill Viola, The Raft, 2004, Videoinstalltion, Collection of National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Athens (EMST), installation view, ANTIDORON. The EMST Collection, Fridericianum,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Nils Klinger
George Drivas, Empirical Data, 2009, digital video, Collection of National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Athens (EMST), installation view, ANTIDORON. The EMST Collection, Fridericianum,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Nils Klinger George Drivas的《实证数据》(Empirical Data)以放映连环跟拍照片的形式，虚构了一场移民个体融入社会、寻找自我身份的心理实验。片中所谓的“实证数据”，基于移民到希腊的格鲁吉亚青年David Malteze的真实故事，从刚开始的车间工人、成为衣帽间的侍者、到后来逐渐在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镜头里反复出现主人公独自一人穿梭于巨大而规整的建筑，一张张照片迟缓地深入淡出，配上节奏持重的电子乐，让人感到一种压迫和冷漠的对峙关系。
Ahlam Shibli, Heimat, Nordhessen, Germany (2016–17), Series of fifty-three photographs, chromogenic prints, size variable, installation view, Neue Neue Galerie (Neue Hauptpost),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viva
Ahlam Shibli, Heimat, Nordhessen, Germany (2016–17), Series of fifty-three photographs, chromogenic prints, size variable, installation view, Neue Neue Galerie (Neue Hauptpost),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Jiechen Wang 在新新美术馆(Neue Neue Galerie)展出了Ahlam Shibli一组名为《家园》(Heimat)的纪实摄影作品。这组照片主要记录了两组生活在卡塞尔以及周边城市的移民：二战结束后被迫离开东欧国家的德国后裔;来自地中海地区的、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为德国经济复苏作出贡献的外籍劳工后裔。前者被迫和他们熟悉的生活环境分离，而后者并没有因为他们Guest Worker的身份得到应有的礼遇，不断受到排外者的敌意乃至暴力。尽管如此，我们仍能通过Ahlam Shibli的镜头，看到他们的不懈努力，努力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园：墙壁上装点着的从家乡带来的珍贵物什;老人所展示的满桌子的往日照片与信件;来自罗马尼亚Transylvania地区的德国后裔每周在St. Marcus教堂聚会，唱诵罗马尼亚民谣、谈论故土往事;来自西班牙的劳工让自己的子女参加当地弗拉明戈舞训练班，以延续原有的文化传统;一个当地足球俱乐部的成员面对镜头举杯欢颜(第一代来到这里的土耳其劳工由于语言不通而常常受到排挤和歧视，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能够更好地生活，他们在1980年成立了足球俱乐部)。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Halit, 77sqm_9:26min, video, installation view, installation view, Neue Neue Galerie (Neue Hauptpost),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Jiechen Wang 就在Neue Neue Galerie紧邻的空间里，Halit之友协会(Die Gesellschaft der Freundinnen von Halit)呈现了一个模拟犯罪现场调查的研究录像。Yozgat Halit是德国新纳粹组织NSU(Nationalsozialistischer Untergrund)一系列针对非德裔公民袭击活动的第九个受害者。年仅21岁的土耳其裔青年Halit于2006年4月6日在家庭运营的网吧被枪击中身亡，然而案情至今没有水落石出。录像名为《77sqm_9:26min》，结合现场物理环境、法医证据和证人证言的真伪可能性模拟了案发当天三种可能的时间线，对当时在场的Andreas Temme的证词和警方审讯调查的深度产生了合理的怀疑。当然，这个由卡塞尔当地居民自发组织的协会想要挖掘、追问和呈现的，并不是这一个或者一系列案件的真相，而是通过案件以及背后涉及的警察、法院、媒体等系统所折射出的更深层的真相——德国社会内部阶层固化的种族歧视，以及民众对新纳粹势力的“讳疾忌医”。
Benjamin Patterson, When Elephants Fight, It Is the Frogs That Suffer, 2016–17, twenty-four-channel sound installation, Karlsaue,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Mathias V lzke 从Orangerie游荡到Karlsaue Park，在过桥时，在大片开阔而幽静的丛林中，你可能会在自然界各种细微的声音中辨认出一阵不同寻常的蛙声。这其实是2016年刚过世的激浪派艺术家Benjamin Patterson的声音涂鸦《大象打架，青蛙遭殃》(When Elephants Fight, It Is the Frogs That Suffer)。这些混杂的声音里有好几种自然青蛙的声音，不同人模仿的蛙叫声，用德语、希腊语、英语念诵的格林童话《青蛙王子》的选段，一些政治论述和谚语等等，通过隐藏着在森林里的24个扬声器此即彼伏地播放着。作品名称“大象打架，青蛙遭殃”来自于一句起源于非洲的希腊谚语，曾被诸多媒体引用，尤其被多次用于评论希腊金融危机。而作品“青蛙”背后也富含各种文化含义，从希腊戏剧传统(阿里斯托芬的政治讽刺喜剧《青蛙》)、西方文学传统(格林童话《青蛙王子》)到激浪派的象征符号(激浪派领袖人物George Maciunas希望转世成一只青蛙)，等等。但是不知道和了解这些内容，并不妨碍听众被这轻松幽默的“蛙鸣交响曲”所吸引，并因作品名称巧妙而形象的暗讽引发对现实的深思。
Nilima Sheikh, Terrain: Carrying Across, Leaving Behind, 2016–17, various materials, Neue Galerie, Kassel, documenta 14, photo: Mathias V lz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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