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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水电站》袁运甫54x39cm 1962 袁运甫先生的艺术生涯已有六十多个春秋，他在不同时期涉猎不同的艺术门类，且承上启下，融会贯通。从机场壁画开始，倡公共艺术，为时代贡献鸿篇巨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他的大美术理念，今天看来，他以往不同阶段的探索实验，都在向着这一理念汇聚，特别是他在1960-70年代大量的写生，也会成为后来壁画创作的生动素材。
《荣城渔村》袁运甫54.5x55cm 1977 但这批写生作品有其独特的价值，被先生放在床垫下拿出来展览也是近十来年的事。我每次观展，就会先去看这部分画作，每次观画，都能看到明快与鲜活，都能感受到画中温暖的阳光，带着泥土的潮湿，花草的芬芳，整个画面在微笑着、灿烂着，散发着那个时代他的生命状态和精神追求。
袁运甫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艺术家，建国之初他正好考进杭州国立艺专，1953年随同杭州艺专的实用美术系并入中央美院到了北京，毕业后不久中央工艺美院成立，成为学院最年轻的教师，得到张仃、张光宇、雷圭元、庞薰琹等前辈的提携，又被派到中央美院董希文主持的“色彩教学高研班”学习。
那个时候的董希文，20岁入杭州艺专，30岁以前在越南河内的法国美术学校学习西画，又在常书鸿的敦煌研究所研习壁画，34岁画出《哈萨克牧羊女》，40岁以前便完成了巨作《开国大典》。“色彩教学高研班”开课时董希文刚从川北藏区写生归来，展现了一批明快洗练的风景写生作品，让24岁的袁运甫有很深的触动。董希文为创作红军长征题材收集素材，带回来的是《毛儿盖庙会》、《班佑河畔》、《芦花青稞丰收》、《毛儿盖黑水姑娘》等精作。
《若儿盖牦牛群》董希文 13x18.5cm 1955 后来吴冠中1964年调进中央工艺美院，做色彩基础教学，与袁运甫一同去全国各地写生。吴冠中晚年曾说“写生本身是一种战斗，我和袁运甫是在长期写生战斗中培养起来的战斗友谊，我们是仿佛走过了艺术长征的老战友”。
《富春江上打渔船》吴冠中 46x61cm 1963 董希文和吴冠中都是致力于油画语言本土化的典范，他们善于从复杂的自然对象中提炼概主题并赋予其形式，用色和用笔追求单纯明快，在潇洒奔放、生机勃勃的画面上做到了致广大尽精微，让画面远近都好看、耐看，这是他们写生的高水平所在。
《平湖秋月》袁运甫44x60cm 1962
《夜校新学员》袁运甫49x67cm 1963 袁运甫吸纳前辈的长处，也在长期的写生锤炼中形成了自己的绘画语言，例如：注重写生对象的概括归纳，强调形的结构和张力，色域的平面化处理，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北京春节厂甸庙会》袁运甫 44x60cm 1961
《猪市》袁运甫 44x54cm 1972 袁运甫的写生多为大场景、大视角，这种空间和物像的把握对写生者而言都是一个难度较大的挑战，例如《北京厂甸庙会》、《猪市》等，都是从高处往下俯视所作的写生，这样才能更好展现在场的人群活动氛围。 为了找到合适的角度，袁运甫经常要登上民居屋顶甚至在屋脊上作画，在写生上海闵行焦化厂时，为了表现工业场面和氛围，甚至登上了近百米高的水塔在塔顶作画，待下午收工时腿已麻木不能动弹。
《上海焦化厂》袁运甫54.5x79cm 1973
《南京工业园》袁运甫54.5x79cm 1973 袁运甫的写生对象遍及大江南北，胶东沿海渔港，江南水乡，沂蒙山村、还有东北的石油基地、港口建设或地下输油管道等，很注重表现场域中人的生活劳动状态，例如婚嫁、赶集、砖窑、马棚、秋收、上学、出海、归航等，特别1972-73年在河北石家庄的李村劳动时期这类题材的写生就达近百幅，其中《井》、《办喜事》、《猪市》等均是李村系列中的代表作，当时与吴冠中一起用粪筐当画架，凡能入画的都尽收笔底。
《井》袁运甫 44x54.5cm 1972
《办喜事》袁运甫 44x54cm 1973 那个时代的画家表现生活已是一种文化自觉，面对熟悉且单调的劳动环境，袁运甫就极力去捕捉生活里的阳光、色彩、情谊，通过写生将内心的情感得以宣泄，将内心的期待得以付托。
《马棚》袁运甫 39.5x54cm 1973
《大庆砖厂》袁运甫54cmx78cm 1975 袁运甫的写生除了生动流畅，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色调的处理。大部分的写生画面都呈暖色，正面光，画作大都是在早上开始，那是选择了世间万物最有朝气的时刻，暖阳让写生者与观者都沐浴其中，但袁运甫并没有去追逐光影，相反他在有意减弱阴影部分的明暗关系，利用冷暖的补色关系去铺陈，且注重暗部的细节处理，让画面的金黄色调更为和谐稳定。袁运甫说这样的写生绝不是对景写生，而是借题发挥，借景生情，通过视角移动、对象选择和色调强化来重新组织画面，所以写生就是发现，就是绘画的创作。
《无锡梅园》袁运甫54.5x79cm 1973
《青岛印象》袁运甫54.5x55cm 1975 董希文、吴冠中在写生中都非常注重用笔，董希文坚持习书法，声称下笔就得对历史负责，吴冠中写生对树枝的勾勒也是下手精到。从袁运甫的《无锡梅园》、《青岛印象》等写生来看，也是对线条的分割运用达到了很高的境地。为了画工厂，画建筑这些具有画面分割的大直线，他特地准备了电焊条作界尺，让线的分割更有力度。在写生之前，袁运甫也对用笔进行了仔细的挑选，如何使用圆头笔、平头笔及板刷，包括使用的画面材质等都进行了细致的实验和准备，他要打通以往技法的隔阂，彰显画面的现代性。
《黄浦江》袁运甫54.5x79cm1973
《上海港》袁运甫54.5x79cm 1973
《巨轮下水》袁运甫54.5x79cm 1977 从董希文、吴冠中到袁运甫，他们在艺术观上非常相近，他们长期深入生活，通过写生观察和捕捉审美对象，追求表现自身生命本质的东西，同时又在积极介入并记录那个时代的建设风貌和时代精神，追求民族化的也是朴实的表现语言，这样的写生是他们这两代艺术家坚守的主战场，也应是当今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必由之路。
《放映队来村了》袁运甫54.5x55cm 1977
《归航》袁运甫54x55cm 1978
袁运甫先生那段时间的写生成果，也见证了他似海绵，能够不断吸收各路养分，达至有容乃大的人生理想追求。那些明快的写生色调其实是他心灵之光的投射，一位艺术家在画画、为人做事方面都一样，什么问题都是向着好的方面去设想，对同行、同事和对学生都看到积极的一面，优点的一面，这就足以薪火相传。 袁运甫先生执教一生，桃李天下，胸怀大，画面的气场就大，那些充满阳光的写生作品，仍在照亮诸多后学的艺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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