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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知识生产的博物馆实践

查看: 265| 评论: 0| 发布者: 安梦Clover |来自: 瑞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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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编者按:博物馆的使命已有共识,即“为社会及其发展而服务”。就博物馆如何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它的使命,本文作者施瀚涛以本次“港口与影像”的实践为例,阐释了博物馆如何能展示当下、实现社群参与和公众教育的新可 ...

编者按:博物馆的使命已有共识,即“为社会及其发展而服务”。就博物馆如何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它的使命,本文作者施瀚涛以本次“港口与影像”的实践为例,阐释了博物馆如何能展示当下、实现社群参与和公众教育的新可能。

“港口与影像:行动中的中国港城影像计划”(展讯见文末)旨在通过摄影实践探索中国港口地区发展的现实环境。八位摄影艺术家的作品涉及了港口城市的建筑、空间、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和文化。瑞象馆将通过三篇评论文章,对该项目进行评述和介绍。本文为第三篇。

  朱岚清《造船厂,惠安县》选自《沉船发掘记》 系列,2017

自卢浮宫诞生之日起,公共博物馆走到今天已经超过两百年了。在此过程中,博物馆既拥有着类似人类文明的守护者,美和道德的象征等美誉,同时也经历了各种质疑。这些质疑主要着落于它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在文化趣味上的区隔,从而成为一种社会阶层固化的工具,乃至扮演了福柯所说的“治理术”的角色。在经历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体制批判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之后,今天的博物馆空前开放,但事实上它又面临着消费社会和娱乐化的挑战。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将今天文化体制的困境归结为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形态,从而使得作为一种文化体制的博物馆依然在其社会性和专业性两种特性天然的矛盾中挣扎。

事实上,就博物馆的使命而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基本上有着非常稳定和清晰的共识。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在2007年修正的对于博物馆的定义,博物馆的根本使命是“为社会及其发展而服务”,而它主要的工作方式是:“对大众开放,并为了学习、教育与欣赏的目的,搜藏、保存、研究、展示、与传达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与非物质证据”。因此,具体来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境是究竟以怎样一种方式、能在多大程度上来实现社会对它的期许。

郑川《轮船码头复原图》选自《宁波港:虚拟与现实》系列, 混合媒材, 2017

最初得知中国港口博物馆邀请独立策划人和八位青年摄影家展开“港口城市:记忆、叙事与想象”的调查研究、创作和展陈,就被这个项目中所蕴含的想象力吸引了。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在内容规划上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主办方在项目的构架模式上对于新的可能性的探索。这首先表现为在一家主题博物馆中对于视觉艺术的引入。这个引入不是将视觉作为其展陈和相关设计的工具,而是让摄影参与到一个特定主题的研究中来,就像是不同学科之间携手就特定主题展开的研究和阐述。这一点其实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范畴内早有先例,只是在国内一直被忽略;因为摄影(甚至更大范围内的视觉表达)不仅具有其显而易见的叙事能力,同时也具备着资料收集、对比,乃至观点表达等研究方面的作用。当然,对摄影的引入也不仅是对这一媒介的开放,同时更是对于这个媒介背后,其他领域的文化、艺术或科研工作者的创造性的肯定。

  李超瑜《牛市街》选自《如南京一般的南京》系列,2017

其次,“港口城市”的项目结构也将一般博物馆偏重于对历史物件和既定理论的固定的呈现,扩展到对于当下的动态关注和反馈。这保证了研究对象本身具有的变动特性,以及它在不同时空中的不同状态也获得应有的表现。由此我们实际上是将一个研究对象放回到其本身的环境中重新加以认识,从而能够看到它更为丰富全面的意义。更进一步而言,在此过程中,研究对象也就成为一个媒介和载体,对于对象的研究发展成为对于对象背后的社会和时代的观察,丰富了博物馆阐述,使之成为一个能对当下做出及时而积极反馈的文化机制。最后,这种项目模式也在博物馆内部打破了搜藏、展陈、研究和教育等各部分工作的边界,让各项工作得以更为有效的整合,让每个部门都成为主动的创造者,并为未来其他方面对于这一项目的参与留出了空间,他们包括更多的研究者、观众,以及对于港口话题、本地历史、艺术和摄影等各个领域有兴趣的民间社群。

  杨圆圆,选自《大连幻景》系列,2017—进行中

社群的参与以及教育(或者说学习)的功能始终是博物馆最基本的目标,但是怎样将这两者化解为博物馆日常实践中有机的、完整的、富有生命力的实践,“港口城市”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模式。这个模式也可以在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的《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中找到一些参照。作者在书中将科研及其应用工作定义为一种具有“认知和社会实践”意义上的知识生产的过程,并梳理了自二战以来所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现象,将其称之为知识生产的Mode 2。在Mode 2的各项特性中就包括了“以应用为基础的问题提出和解决”、“多个领域专家间的跨学科合作”、“知识生产过程中各主体间不断的交互和协商”、“更为松散的以项目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临时团队”以及“研究的社会责任意识”,等等。吉本斯的论述主要还是以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为基础,同时也提到了这样一种“生产”模式已经渗透进了人文学科等各种带有知识生产意义的领域。而回到“港口城市”项目来说,它不啻为将知识生产运用到博物馆实践的典型。

就博物馆而言,除了上述这些具体的工作方式之外,知识生产模式对于博物馆实践最大的启发是,这种模式在作为个体艺术家(或者任何科研者)的创造性与文化本身脱离不开的社会性之间实现了有效的结合。在Mode 2中,知识生产并不是为了找到一个永久的、恒定的知识经典,而是将问题(或者主题)具体化和关联化,同时又兼顾到问题的多面性。因此,对于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成了一种动员,激发出不同领域的专业者和受众共同的关心和参与。这既让项目的发展和阐述变得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让博物馆得以构造起多面向的受众群体,加深和稳固它与社区/社群的联系。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在工作模式中的融合,最终带来的是不同社群之间,以及社群与博物馆之间的融合,它也是我们在今天中国社会寻求博物馆作为一种公共空间的可能性的积极实践。

港口与影像:行动中的中国港城影像计划

10.21–11.16

中国港口博物馆(宁波市北仑区春晓港博路6号)

港口与影像:行动中的中国港城影像计划”是由中国港口博物馆委任摄影史学者、策展人何伊宁所策划、组织的展览项目,其目标在于通过摄影这一在艺术内外出入自由的实践来探索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国港口地区发展的现实环境,以及港城空间关系下发展中的问题,是宁波港口文化月的重要活动之一。该展览邀请了共八位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的摄影艺术家,分别就七座港口及其城市(宁波、泉州、广州、南京、上海、香港、大连)进行实地的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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