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抗议和宣传:战争的视觉历史

导言：乔安娜·伯克是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历史教授，也是“战争与艺术：现代冲突的视觉史”的编辑。以下是从她的介绍中摘录的一段编辑摘录。

战争对人类来说是最具破坏性的行为。它的目的是用暴力手段来让对手屈服投降。为了理解这点，艺术家在历史上一直利用色彩，织物和图案来描绘战时的思想、实践，价值观和象征物。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艺术对战争的回应，也是调查暴力本身的意义。

战争的前线参与者甚至会利用战争废料雕刻出艺术作品——子弹、弹壳和骨头——战争的灾难会令他们焦虑不安，经常令他们不知所措。残酷的器具在这里被转化为抚慰人心的证明，平民也开始利用户外的瓦砾创作艺术。

萨拉热奥巴拉艺术中心主任伊兹塔·格拉德维奇(Izeta Gradevic)认为，艺术可以比新闻报道更有效地吸引国际社会关注战争中普通民众的困境。

“当你面对一种艺术形式时，”她告诉记者朱莉·拉斯基说，“它很难逃避死亡。”

“围攻巴黎，1870年至1871年”（1884），作者梅索尼埃。法国艺术家的战争绘画经常提及拿破仑。

艰难时期的艺术

战争宣言通常会给艺术家带来实际的困难。至少，危机的风险会将艺术矮化为社会的小角色。正如纽约国家设计研究院代理主席查尔斯·c·英格拉姆(Charles C. Ingram)在1861年抱怨的那样，“伟大的叛乱”(美国内战)“让社会的固有状态受到了冲击，而战争和政治现在占据了所有的思想。”他哀叹道，“没有人会想到艺术”，甚至连艺术家们也不顾“调色板和铅笔，来扛起火枪”。

有国家拨款性质的展览品质可能会直线下降，因为经济制裁会严重限制供应的效率。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举个例子来说，日本艺术家不仅面临于一般性绘画的限制，也面临其他材料，例如丝绸，黄金和其他矿物颜料的限制，这些材料曾被用来创作传统的日本风格的绘画“日本画”。

《无名者，1914》(1916)，作者是阿尔宾·埃格·里恩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幅画描绘的是前进中的人物，他们的身体几乎与脚下的大地融为一体。

但是从令人激动爱国激情到贴近现实的处境，都会令成千上万的艺术家陷入黑暗中。其中一些官方任命的艺术家，他们会从政府角度创作出一些视觉化的口号来鼓舞军队的士气。艺术家积极自愿参加战争服务能够使艺术家规避战争期间所受到的限制。实际上，政府往往愿意支持艺术家努力投身于战争。

正如纽约文学杂志《The Knickerbocker》在美国内战开始时所颂扬的，“艺术家！请记住，你们优雅的画笔记录了一个民族的历史。”

这就要求艺术家服务于集体性，然而很多艺术家都努力解决艺术自由和审查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的艺术是否应该表现招募新兵和妖魔化敌军？他们是否会期望成为“官方战争艺术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艺术家的称呼），或者被称为“官方记录者”（他们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被重新命名）？

即使是以信息为导向的艺术家也会发现他们对自己的图像中几乎没有控制权。他们从前线回来会发现他们的草图甚至被出版社和传播者厚颜无耻的篡改。

艺术的宣传性

艺术家的工作能够使人与战争和解吗?德国艺术家奥托·迪克斯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他的作品《战壕》是对非人道战争的强烈控诉，评论家们对此大为震惊。在科隆的一份受欢迎的日报《Kolnische Zeitung》中，评论家沃尔特·施米茨抱怨说，“战壕”削弱了“人民必要的战备状态”，并向人们提供“无道德感，也没有艺术上的优势”。他坚称。博物馆是“艺术……”不是宣传。”

1938年，两名工作人员在伦敦新伯灵顿画廊的“堕落”的德国艺术展览上悬挂奥托·迪克斯画像，展览作品由曾被阿道夫·希特勒嘲笑的艺术家作品组成。

宫本三郎创作的“山下和帕西瓦尔将军的会议”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例子。这幅画展示了日本和英国将军在新加坡投降期间的谈判，这是英军历史上最令人屈辱的失败之一。相反，与山下奉文强有力的存在相反，英联邦部队指挥官（Arthur Percival中将）被描绘成懦弱傲慢的人。 1943年宫本的绘画赢得了日本画院奖，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是希望作品能支持在战争困难时期鼓舞士气。传统的日本画（或日本战争画）对寻求描绘可怕的战争冲突的情景是极为尴尬的。当艺术家们表现出更残酷的景象时，他们就陷入了争议。

在新几内亚绝望的斗争，藤田嗣治

例如，在1943年，日本的藤田嗣治创作了一幅名为“在新几内亚绝望的斗争”的作品，它描绘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场景，这是基于1942年安田将军的军队被击败的场景。在模糊的棕色调中，两边的士兵没有明显的区别。每一个人都遭到了战争的伤害。

战争的现实

试图在战争中捕捉和传达脆弱的身体的内在恐惧已经有了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也聚焦为一种非常不同的战争艺术类型：医学插图。在战争中制作的草图和照片常被用于诊断病理学，协助临场外科手术和评估疾病疗程及其治疗。但在战争艺术中也有一种艺术传统，强调它的艺术传统和医疗价值一样重要。

查尔斯贝尔绘制的一名受伤士兵的水彩画（1815年）。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神经学家、解剖学家和艺术家，贝尔的素描和绘画是为了表现士兵的创伤和手术情况。

这方面的先驱者时查尔斯·贝尔，他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神经学家、解剖学家和艺术家，在1815年，他为滑铁卢战役中受伤的士兵提供外科医疗服务。其中一张水彩画显示了一名士兵因炮弹爆炸，胳膊被炸飞。他的素描试图描绘伤员受伤的情况和手术应用技术，以用来为培训其他外科手术医生。

他强调伤者的姿态不仅是为了揭示伤者肉体上承受的痛苦，也试图引发观察者的同情心。用他的话来说，当公众是以军队的勇猛和决心来看待滑铁卢战役时，他试图在素描里提醒人们那些最令人震惊的灾难景象。

对贝尔来说，如果公众既了解战争的现实，又同情受害者，那么极度痛苦的视觉表现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像贝尔这样的艺术家来说，他们需要极大的勇气，来仔细观察战争的创伤，并利用他们的艺术肖像来反思暴力和肉体的关系。

改变的态度

“围攻巴黎，1870年至1871年”（1884），作者梅索尼埃。法国艺术家的战争绘画经常提及拿破仑。

战争艺术的主题和情绪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发生了重大转变，在20世纪之前，战争艺术家更喜欢描绘富于宗教意味的的英雄传奇故事，例如“无辜者大屠杀”和“基督受难记”。19世纪，英国绘画描绘的是在壮观战场上进行的重大军事演习。

在法国，像尼古拉-杜桑查莱特、雅克-路易斯大卫、奥古斯特拉弗和安托-吉恩-格罗斯等艺术家的灵感来自于波拿巴和他军队的事迹。也许其中最有名的还是格罗斯的“在埃劳战场上的拿破仑”，这幅画在1808年的沙龙里展出。绘画显示，拿破仑在法国战胜普鲁士的血腥战争后，参观了埃劳（东普鲁士）躺满尸体的战场。

“在埃劳的战场上的拿破仑”（1808年），安托·吉恩·格罗斯。在法国，像格罗斯这样的艺术家从拿破仑和他军队的事迹中得到启发。这幅画展示的是拿破仑在法国战胜普鲁士之后，在埃劳（东普鲁士）的战场上巡视了躺满尸体的战场。

战争双方成千上万的人被杀。阿希姆·穆拉特元帅被描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战争狂人，拿破仑则被描绘成一个富有同情心，甚至像基督一样的人物，在战场上祝福这些人。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反英雄的传统也在不断增长。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拖延，以及战争战略性错误的报道不断扩增，艺术家开始表达普遍不满情绪。他们开始将同情心从将军们的画像上移开。

就像巴特勒夫人的艺术一样，真正的英雄越来越倾向于普通士兵和他的家人。约瑟夫·诺尔·佩顿的“家”（1856）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作品伤感的描述了一名受伤的下士士兵，这位苏格兰士兵回到他的妻子和母亲身边，这对饱受战争蹂躏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安慰，并对其后果倍感焦虑。

在克里米亚的英国军队的总司令和工作人员，约瑟夫·诺尔·佩顿

然而，佩顿并没有满足于对战争的安抚。他的“在克里米亚的英国军队的总司令和工作人员”是在“家”前一年的作品，这是一幅表现毁灭性灾难的作品。作品描述了英国军官菲茨罗伊萨默赛特以尸骸的形象骑着一匹骷髅马，饥荒、疾病和死亡席卷着大地。

无可否认，佩顿当时并没有展示这幅素描。它于1871年首次展出，当时的艺术异议性更加确立。战争艺术家们开始转变了口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艺术的痛苦不断升级，在帕切达勒战役中，血腥的大屠杀对像保罗纳什这样的年轻艺术家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一封致妻子玛格丽特的信中，他愤怒的解释说，这场战争是“难以形容的、毫无价值的、毫无希望的”。它是如此的恐怖，以至于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兴趣和好奇的艺术家”，而是“一个信使”，他会从那些想要将战争永远继续下去的人那里传递回信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需要一种全新、劲爆的艺术形式，代表“真实”的战斗经验。它需要体现暴力性的视觉、嗅觉、听觉、味觉和触觉。它要求艺术家们在视觉上能表现手榴弹的声音、高爆炸弹的恶臭、血液的金属味，以及人的骨头、肌肉、组织、皮肤、头发和脂肪散落四周的画面。

借用散文家伊莱恩斯·凯瑞的话说，“看到战争艺术中的痛苦是确定无疑的——而看到英雄主义则是被质疑的。”

艺术本质是政治

被称为“希特勒最喜欢的雕塑家”的安诺·布莱克，曾经宣称艺术“与政治无关”。因为“优秀的艺术高于政治。”他错了。艺术在本质上是政治的，这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是那些利用他们的创作天赋来抗议战争的艺术家们。

这通常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是那些利用他们的创作天赋来抗议战争的艺术家们。即使是那些明确寻求改变人们对武装冲突的理解方式的艺术家，我们也会发现他们的艺术实际上是在混淆暴行。艺术可以把暴力变成一种诱人的情节剧或可消费的戏剧;“战争是地狱”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情。

但是，即使没有明确描绘人类身体处在悲惨或致命的状态中，战争艺术也涉及到对暴力的文化思考。胜利者和失败者、移动的风景、富于想象力的过往和未来都是通过艺术家的创造力折射出来的。死者也活在艺术家的手中和目击者的眼中。

损失是有目共睹的。观众和艺术家一样都在赞美富有责任的美学;他们会仔细看，而不是去看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