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习”入台：台湾画家作品里的“福建风”

庄敬夫《松鹿图》

林朝英《自画像》

李霞《饮马投钱》

　谢琯樵《兰竹图》

台湾地区处中国大陆东南海隅，原住民的艺术自成体系，汉民族大量移入，自应以明郑永历十五年（1661）于此地建立反清复明基地，然草莱初辟，先民筚路蓝缕，保卫为重，文教继兴，绘画活动才随汉文化而来。移民自闽、粤而来，绘画乃至各种文化活动也必然是延续原居地的风格。说地域性风格，有“闽习”一词。“闽习”见秦祖永《桐阴论画三编》：“上官竹庄周，山水烟峦迷漫，墨晕可观，浦山谓其有墨无笔，所见画件极夥，山水未脱‘闽习’，人物功夫老到，运墨设色，停匀妥帖，惟毫尖无离奇超逸之致，终觉失之板滞。”

这种“闽习”特征，通过检视当时台湾的代表画家画作，可得一些事例。

庄敬夫（活动于清乾隆时期）的《松鹿图》（作于乾隆三十五年之前）画中指日高升，抬头见福（蝙蝠），有十足的民间吉祥意味。画鹿的轮廓用笔、背景松树干、坚石，所使用笔调与墨趣，既挥霍又强硬，十足霸气，这正是“闽习”，可能源自福建的民间职业画家杨舟（大约活跃于康熙、雍正时期，传原籍苏北，但后来隐居于福建莆田）。

林朝英（1739—1816）作于1815年的《鹭竹图》行笔急促，转折处特别露出圭棱，顿挫的明显，尤见于背景的山石与梅干，其作于壬戌（1802）的《自画像》，也有如此用笔特征。林朝英的年代正是扬州画派擅场之际，他出入台湾和大陆，能见到闽籍的上官周、黄慎。他在文人画的典雅性中呈现出狂放雄浑的笔触，具有“粗犷”“狂野”的地域特质。再往后活动于道光年间的林觉，代表作《归渔图》款署辛卯（1831），画一戴笠呵冻持竿的渔翁，衣纹的笔意，也显示快速流动飞白及转折的用笔，显得比上述两人更加成熟，但形态上如出一辙。与林觉同时曾客寓台南的指画家陈邦选，以爪甲代笔，人物山水皆所擅长，成于丙午（1864）的《达摩图》，衣纹上的线条所成的刻露感，不因毛笔指甲之别，又是同样的形态。稍早的叶文舟（乾隆二十一年举人）指墨松石墨趣的浓浊，与上述诸作亦有相通之处。这种风格的形态如再往下推，光绪年间彰化的林天爵，其所作人物画，无论题材或笔调，一望即知是福建黄慎一派的亚流，也是所谓“闽习”的反映处。

日据时期，台湾的美术发展可以“第一回台湾美术展览会”（1927）之举行为区分。从此扬名于台湾的画家，已然是受过西洋及日本美术教育的一辈了。期间，传统的中国绘画，只能以隐流的状况存在于民间社会。官方美展无由参与，传统的画家，以宅第寺庙为施做的彩绘壁画画师，在民间展现其技艺，也可见到“闽习”的风味。

台湾从南往北，颇多的传统彩绘世家。台中潭子摘星山庄的墙堵上画作，画题不明，疑是三国人物张飞，或隋之虬髯客，人物的勇壮，固然是浙派造型，但闽习的舞动线型，表露无遗。《富贵猫图》中的太湖石上之猫，虽无笔墨飞舞，但整幅的墨韵，尤以牡丹具有“闽习”的风范。

台南潘春源（1891—1972）是一个传统画师，而能改变画风，是日据台湾美术展览会入选的画家。所做《八仙图》，犹是传统“闽习”风。潘春源之子潘丽水，继承父业，于1973年在台北保安宫施作壁画时，所画《达摩面壁图》也是“闽习”笔调。

陈玉峰（1900—1964）也是出身于台南的彩绘匠师，本名陈延禄，玉峰为字号，人称禄仔司、禄仔仙或陈画师，其《羲之爱鹅》有典型的“闽习”气势。

何金龙（字翔云，广东汕头人，1880—1930），清末民初汕头地区的剪黏司傅。他虽是粤籍，但1930年留在台湾的八仙四幅连屏之一、二中仙人的造型，庞厚伟岸，衣纹的壮硬，墨气亦浓，也是“闽习”特色。

再来说李霞。李霞（1871—1939），字云仙，号石髓子，又号抱琴游子，福建省仙游县东山乡横塘村人。1928年8月，李霞东渡台湾，在台湾年余，主要活动地点为新竹。旅寓台湾时，李霞曾于1929年8月11日至13日，在台中举行画展，地点是当时的新富町（今公园附近）中华会馆，今日李氏家族犹保存着当年的画展启事，名曰：“李霞先生画道展览”。

李霞的画风颇能和台湾当地结合，这也正是“闽台一家”的因缘。